從疫情下的歐洲回到上海,我更理解了什么才是“自由”

5日零時,浦東新區(qū)周浦鎮(zhèn)明天華城小區(qū)迎來“解封”。在封閉14天之后,51名物業(yè)人員終于可以回家了。那位意外滯留的網約車司機,給前來迎接的女友一個深深擁抱;當?shù)鼐用褚矡o懼子夜寒冷,紛紛走出小區(qū)門口——有人要“放松一下”,有人要“去吃點宵夜”,有人“想吃牛肉粉絲湯”,也有人“最想吃燒烤”。
長達半個月不能與親友會面,不能逛街購物,也不能出門運動,被隔離者最懂自由的可貴。然而,包括“躺槍”的網約車司機在內,他們沒有半句怨言,而是主動配合隔離。因為他們明白“自由的辯證法”——嚴格的抗疫措施,正是自由生活的保障;個別、局部、短期地犧牲自由,換來的是普遍、整體、長期的自由。
新冠疫情爆發(fā)之后,中國采取了嚴格的抗疫措施。封城、封閉小區(qū)、確診者集中入住方艙醫(yī)院、入境人員集中隔離等,都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限制了相關人員的行動自由。然而,正是這些嚴格的抗疫政策措施,成為抗疫斗爭取得決定性成果的重要保證,也讓數(shù)以億計的國民得以在日后飽覽祖國的大好河山、絢爛文化,讓絕大多數(shù)人在當下的每一天可以自由地出門、乘車、上班、聚餐、看電影。
事實用它直觀的、可觸可感的方式,向我們闡述著深刻的哲理。事實勝于雄辯,人們也在事實中學習成長。在日常生活已經恢復常態(tài)之后,我們一再強調,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各項工作不能有任何松懈、麻痹和僥幸,要毫不放松地抓緊抓實抓細常態(tài)化疫情防控各項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理解、認同和支持。
前些日子筆者從歐洲回國,在西安集中隔離14天之后,才回到上海。筆者親歷的嚴格防疫措施,在很多國家都是無法想象的。哪怕是一些長期在歐洲生活的乘客也沒有怨言。因為在歐洲最近大半年的經歷已經讓他們認識到,如果片面強調個人自由,最終社會、群體以及個體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又想起不久前在歐洲的一段經歷。今年7月底,比利時的第一次封城措施已經解除,筆者前往房東家里做客。午餐期間他們開了個小小的“家庭會”。房東的小外孫在大學里學拉丁語,他想利用暑假前往意大利游歷。房東老夫婦擔心疫情,苦勸他放棄。他的父母不置可否,沒有立場。他的兩位哥哥認真分析了一番,結論是風險不大,支持他去。小外孫最終還是去了意大利。
房東一家的這次家庭會恰似西方社會的一個縮影——面對疫情,不同人、不同群體都有自己的認知、判斷和主張,整個社會難以形成共識,也就難以采取有力、有效的抗疫措施。老年群體傾向于嚴格抗疫,年輕人卻不顧一切“要自由”;衛(wèi)生官員、專家和醫(yī)護人員苦口婆心勸居民“留在家里”,餐廳、超市、電影院等經營場所的商人則反對一切“禁足”動議。
沒有共識、沒有統(tǒng)一行動、沒有強有力的抗疫措施,雖然使一些個體獲得了較多的行動自由,但整個國家的抗疫工作效果不彰,疫情一直反反復復、難以遏制,進而給整體的社會生活造成重創(chuàng),恐怕會在更長時期、更深程度上削弱人們的行動自由度和綜合福祉——事實上,在九、十月份,歐洲第二波疫情兇猛來襲,就跟暑假期間歐洲居民大規(guī)模的聚集、流動和出國旅行難脫關系。
面對疫情這道相同的考題,不同國家交出了不同的答卷。每一張答卷,都深深受制于各自的文化、傳統(tǒng)和國情,取決于不同的事實認知、價值判斷和實際行動力。不必輕率評判不同國家抗疫模式的對錯、高低和優(yōu)劣,但它確實打開了一扇窗口,使我們得以從更豐富的視角去深入思考、獲得啟迪。
欄目主編:朱珉迕
文字編輯:朱珉迕
題圖來源:賴鑫琳
攝影圖片編輯: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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