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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漢中市佛坪縣大古坪村的每一個村民都見過大熊貓。野生的、活的。大古坪村村主任宋建軍就是這么跟新京報記者說的。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孩跑進他家玩，當著記者面他問道：“你見過大熊貓嗎？”小孩咧著嘴笑：“見過”。

村支書王小林稍微比宋建軍保守點，全村274人，他估計，“20歲以上的村民差不多都見過，小孩子可能見得少點。”即使是這種保守說法，也足以讓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喜愛大熊貓的人們羨慕嫉妒了。

今年4月22日，村民宋建才在村頭路邊拍攝到的野生大熊貓。受訪者供圖

孩子都能認出大熊貓的“便便”

以保護大熊貓及其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為主要目標的陜西佛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以下簡稱佛坪保護區(qū)），與大古坪村的東河小組就隔著一條小溪流，當地人稱作“橋河溝”。而大古坪村剩下的三個村民小組，直接就散落在保護區(qū)之中。

佛坪保護區(qū)與大古坪村村委會就隔著一條名叫橋河溝的小溪流。張一川 攝

2015年公布的第四次大熊貓調查結果顯示，秦嶺地區(qū)以0.096只/平方千米的野生種群密度，高居全國之首。而早在1999-2003年進行的第三次大熊貓調查中，佛坪縣就已經拿下野生大熊貓種群密度的全國“桂冠”。

陜西佛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管理局（以下簡稱佛保局）科研科科長何少文介紹，整個秦嶺地區(qū)大概有20多個以保護大熊貓為主要目標的自然保護區(qū)，而據佛保局和中國科學院2016年發(fā)表的科研調查數據，佛坪保護區(qū)內共有95只野生大熊貓，約占秦嶺大熊貓總數的1/4。

宋建才是村中最近一次見到野生大熊貓的村民。今年4月22日，他到村頭去擺放蜂箱，發(fā)現不遠處有一只大熊貓在吃竹筍，離他也就一百多米遠。大熊貓也發(fā)現了他，很快晃動屁股溜進了林中。但大熊貓并沒有走遠，接下來一個星期，宋建才發(fā)現它還在附近活動著，“到處都是大熊貓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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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宋建才在村頭路邊拍攝到的野生大熊貓。受訪者提供

大古坪村的孩子，在長輩教導之下，從小就能辨識出大熊貓糞便：“長條形的，可以看到植物纖維。”

秦嶺獵戶曾稱為“花熊”

平均海拔1300米的大古坪村，正是秦嶺大熊貓主要食物巴山木竹的分布地。每年9月左右，一直到次年的5月，大熊貓都會在較低海拔區(qū)域，尋覓這一美味。此時也正是人類偶遇野生大熊貓的“最佳時節(jié)”。其實，在地球上生活了800萬年的大熊貓，很早就與佛坪山區(qū)的村民相遇了。

“我們以前都叫‘花熊’。”佛保局退休職工雍嚴格說。雍嚴格1949年出生于佛坪縣栗子壩鄉(xiāng)西花村（現歸岳壩鎮(zhèn)管轄），由于家鄉(xiāng)海拔更低，不在大熊貓的活動范圍內，這位日后的大熊貓專家，只從長輩口中聽聞過“花熊”的存在，直到縣林業(yè)局派他為第一次大熊貓調查的科研隊伍做向導時，才見到他稱之為“漂亮”的“花熊”。

將雍嚴格領入大熊貓研究之門的那只“漂亮”的大熊貓，彼時正在樹上睡覺。他們觀察了一陣后，同行的一人爬上去逗弄它，“逗一下，像狗一樣叫一聲”。大熊貓被逗煩了，兩只前爪抱住腦袋，從樹上滾下來，轉身就跑進了森林中。

1972年的中美建交過程中，周恩來總理決定將一對來自四川寶興的大熊貓贈送給美國，由此引發(fā)了一股“熊貓熱”。第一次大熊貓調查就是在這股“熊貓熱”中展開。

而科研調查團隊之所以來到陜西佛坪，則是因為1958年北京師范大學青年教師鄭光美帶領學生來岳壩鄉(xiāng)（現為岳壩鎮(zhèn)）教學實習時，發(fā)現的一張大熊貓皮。

據雍嚴格介紹，當時鄭光美借住在鄉(xiāng)長楊篤芳家，詢問他岳壩有什么珍稀動物。獵戶出身的楊篤芳向鄭光美一一介紹后，說道：“我們這還有‘花熊’。”鄭光美很好奇，什么是“花熊”？楊篤芳就從家中翻出來一張“花熊皮”給鄭光美看。

早些時候，國民黨的飛機飛過秦嶺上空，投擲了一些東西，楊篤芳組織民兵進山搜索。晚上宿營做飯時，看見樹上有一個碩大的黑影，便一槍打了下來，發(fā)現原來是一只“花熊”。民兵們剝下了“花熊”皮毛，蒸煮“花熊”的肉吃，楊篤芳則將“花熊”皮背回了家中。

鄭光美問他，骨頭還在不在？于是楊篤芳帶著他們在山林中花了幾天時間，找到了殘留的下頜骨和幾節(jié)腿骨。鄭光美將毛皮和殘骨帶回了北京，并據此確認村民口中的“花熊”，即是已被列為禁獵動物、在四川已設立了保護區(qū)進行保護的大熊貓。因歷史原因，直到1964年，鄭光美才在復刊的《動物學雜志》上，以《秦嶺南麓發(fā)現的大熊貓》為題，正式報告秦嶺大熊貓的存在。

2005年，在秦嶺大熊貓正式被報告四十多年后，浙江大學的方盛國教授研究組，通過遺傳和形態(tài)分化的對比研究，發(fā)現秦嶺大熊貓是大熊貓中更為原始、古老的一個種類，并將其命名為“大熊貓秦嶺亞種”。

喂養(yǎng)野生大熊貓的童年記憶

現年51歲的王小林還記得大概六七歲時，見到的那只小“花熊”。“就養(yǎng)在村民家里。毛茸茸的，像小狗一樣，很可愛。”

佛保局一名職工發(fā)表的文章記錄，1975年1月16日，雍嚴格的啟蒙老師、陜西省動物研究所的張紀叔在大古坪村小灣溝口遇見了一對大熊貓母子。因為人類的出現，大熊貓媽媽帶著幼崽躲避，幼崽沒能跟上媽媽而走散，被張紀叔抱回了大古坪村，寄養(yǎng)在當時的村主任方升華家中。

方升華從沒這么近距離見過大熊貓，以前只聽長輩說山里有“花熊”，吃竹筍，皮毛硬，肉也硬，所以也沒人去捕殺。他把大熊貓幼崽抱在懷中，覺得“挺乖的”。那時村民都來方升華家看這個才七八十厘米長小家伙，人一多，小家伙害怕，沿著方升華家的樓梯爬上爬下。王小林一次也沒摸著，直羨慕方升華隨隨便便就能抱住它。

方升華展示當年大熊貓彎彎爬過的樓梯，房屋上層是彎彎最喜歡去玩耍的地方。張一川 攝

時隔四十多年，74歲的方升華和老伴還清楚地記得小家伙的名字：“彎彎”。彎彎在他家待了四五天后，便被送走了，“聽說送去了西安。”

80年代中后期，在西安動物園內，彎彎與同樣在佛坪保護區(qū)發(fā)現的全世界第一只棕色大熊貓“丹丹”自然交配兩次，留下了一只后代。

全球第一只被發(fā)現的棕色大熊貓丹丹標本，現藏于位于佛保局舊址的“秦嶺人與自然宣教中心”。張一川 攝

第一次大熊貓調查中觀察記錄到的秦嶺大熊貓，加上從秦巴大山進入人類社會的“彎彎”，極大地影響了佛坪保護區(qū)的選址及建立。

1978年，經國務院批準，原國家林業(yè)部直屬的“林業(yè)部佛坪自然保護區(qū)”建立，規(guī)劃面積350平方公里，實際占地面積294.2平方公里。

位于佛保局舊址的秦嶺人與自然宣教中心里，還保存著佛保局最早的銘牌，旁邊是佛坪保護區(qū)在陜西省的位置示意圖。張一川 攝

“這是一片很難得的原始森林保護區(qū)。”佛保局高級工程師曹慶說，“還沒來得及砍伐，就被保護起來了。”80年代，大學畢業(yè)的曹慶先是進入了龍草坪林場工作。她還記得來到佛坪縣時看到的景象：“一片片森林就像韭菜一樣被砍伐得只剩樹樁，公路修到哪，就砍伐到哪。”圍繞在5個林場間的佛坪保護區(qū)，成為了當時秦嶺大熊貓僅剩的自然樂土之一。

隨著佛坪保護區(qū)的建立，雍嚴格也從縣林業(yè)局調入，參與籌備工作。1980年，就在方升華家的背后，修起了佛坪保護區(qū)大古坪保護站。

4年后，王小林初中畢業(yè)，留在村中小學做起了代課教師。宋建軍成為了他的學生，也有了自己童年記憶中的大熊貓。

80年代中期，大古坪保護站接連救助了兩只患病大熊貓，并喂養(yǎng)、照顧。因為兩只大熊貓食量大，保護站以每斤幾分錢的價格向村民收購竹筍。王小林就帶著學生們上山打竹筍，“一次幾百斤，沒兩天就吃完了。”

打回竹筍的學生們，也有機會隔著鐵籠喂一下大熊貓。“我們喂了，保護站員工就輕松了嘛。”王小林笑說。

除了竹筍，保護站還會從外面購進甘蔗來喂大熊貓。“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有甘蔗這種東西。”宋建軍回憶，保護站員工也會切下很小一塊給小孩們吃，宋建軍沾了大熊貓的光，人生中第一次吃到了甘蔗。

其中有一只大熊貓或許是病愈，在一個晚上掰開了鐵籠和房間窗戶上的鋼筋，“自行”回歸野外了。睡在同一個房間臨時看管它的村民，甚至都沒聽見聲響，直到醒來才發(fā)現大熊貓?zhí)幼吡恕?ldquo;人就睡在旁邊，它也沒傷人。”宋建軍說。

剩下那只大熊貓則因為年齡比較大、身體狀況比較差，在保護站養(yǎng)了差不多一個月，由四五個來自不同單位的獸醫(yī)會診治療，待身體狀況稍微好些后，運到了佛坪縣城的佛保局中。那時距離大古坪村通公路還有十幾年，平常村民和保護站員工都只能走三四個小時山路進出村子，所有物資全靠人背運。抬著上百公斤重的大熊貓，村民和保護站員工用了一整天時間才將其送到佛保局。

“后來聽說有個局長還被它咬了一口，之后就不準其他人喂大熊貓了，只讓專門的飼養(yǎng)員喂。”王小林說。

喂養(yǎng)野生大熊貓，也就成了宋建軍那批孩子絕無僅有的童年回憶。

大古坪村盛產“土專家”

1998年，因為代課教師工資太低，“沒法干了”，王小林開始利用學校假期，在佛坪保護區(qū)內給護林員和科研工作者做向導和一些輔助工作。從這以后，他見到的野生大熊貓次數多到數不清。

到了2006年，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準備在佛坪保護區(qū)設立研究基地，那時的王小林已經“可以教學生怎么做調查，怎么收集數據”。

因為熟悉地形，很多大古坪村的村民都在佛坪保護區(qū)做過向導，幾年下來，“對動物習性很熟悉，講起來都頭頭是道、能‘上綱上線’。”佛保局科研科科長何少文說，在向導工作之外，大古坪村的“土專家”們還能幫助護林員和科研人員選擇野外紅外攝像機的位點，以取得更好的觀測效果。

大古坪保護站中展示的照片，佛保局3名職工與野生大熊貓親密接觸，左一為雍嚴格。張一川 攝

雍嚴格也是佛坪山區(qū)里土生土長的“土專家”。雍嚴格的父輩曾是獵戶，他自己在縣林業(yè)局工作時也時常與同事去林子里狩獵，“那時還沒有保護的概念”，但也因此“知道了動物的生活習性”。后來經年累月地跟大熊貓打交道，更是練就了一些“特殊本領”。

佛保局至今還流傳著雍嚴格的一個傳說：他根據大熊貓的糞便，就能分辨出大熊貓的公母，以及離開的方向。不過，在佛保局有三十多年工作經驗的何少文，對此倒是半信半疑。

關于雍嚴格的另一個故事，是他與大熊貓“乖乖”保持的四年“友誼”。在雍嚴格與他人合著的《守望大熊貓》中，回憶了他與乖乖的交往：1982年5月，雍嚴格一行人發(fā)現了一只在溪邊飲水的大熊貓。他們向大熊貓接近時，被它發(fā)現，但它不像其他大熊貓一樣馬上消失在密林中，而是只走得稍遠一點，便停下來開始進食竹筍。

15米外的雍嚴格一行人再次試圖向大熊貓靠近，大熊貓也起身移動，人進“貓”進，人停“貓”停，距離一直都是15米。后來他們學著大熊貓手腳并用在地上爬行，掰下竹筍、剝開外皮，口中還發(fā)出咀嚼聲，漸漸縮短了3米的距離。

三天跟蹤下來，雍嚴格可以用竹枝，甚至直接用手給它搔癢，拔掉血蜱。大熊貓喜歡甜食，在吃完雍嚴格喂的糖后，乖乖還會站立起來趴在他身上，用前肢拍打、抓摸他的衣袋。

此后四年間，直到停止對乖乖的跟蹤前，每當雍嚴格和保護區(qū)工作人員出現在乖乖附近時，乖乖都會主動上前“打招呼”。冬天人們生火取暖，乖乖也會安穩(wěn)地睡在火堆旁。

但更多時候，人們是在大熊貓生病后，才有機會親密接觸它。

大古坪村村支書王小林記得，有一回一只病危大熊貓跑進了三官廟小組一戶村民家中，村民想喂點奶粉、稀飯，但大熊貓一直把頭埋在前肢里，哄也哄不動。村民通知了保護站員工，他們用擔架抬著它剛走出家門幾步路，這只大熊貓就不幸去世了。

這其實是個特例。一般來說，沿著水源向低海拔行進的患病或體弱大熊貓，往往會和建在西河旁的大古坪村相遇，在保護站和村民照看一段時間后，重歸野外，或是送往山下進一步救治，進而圈養(yǎng)。

全球第一只被發(fā)現的棕色大熊貓，就是這樣進入人類的視野。

1985年3月26日，雍嚴格和北京大學生物系的科研團隊正在村口一位村民家休息，村民呂國友跑來報告他們，在放牛時發(fā)現一只“紅色大熊貓”趴在路邊。雍嚴格一行人覺得很新奇，趕忙前往查看。

雍嚴格回憶，那只大熊貓“鼻鏡發(fā)白”，他們在四周找它的糞便，發(fā)現上面有黑色血液，說明有消化道出血癥狀。

大古坪保護站的員工帶來奶粉、白糖和開水，用鐵勺想給大熊貓喂食，但它一直用前爪撥開。人們用衛(wèi)生紙沾著糖水抹在它嘴唇上，大熊貓嘗到甜味后，終于開始從鐵勺中進水進食。在幾個小時水分補充后，大熊貓精神稍有好轉，被抬到了大古坪保護站。當晚進一步接受省市組織的醫(yī)療團隊的治療。

剛剛來到佛坪保護區(qū)不久的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潘文石，為這只棕色大熊貓取名“單丹”，寓意首次發(fā)現的、獨一無二的“紅”色。后來因媒體誤記，“丹丹”之名反而廣為傳播。因為這種奇特性，丹丹被留在了西安動物園生活了15年，大約在30歲“高壽”時病逝。

發(fā)現并幫助保護站搶救病危大熊貓，是村民們在大熊貓保護上的另一項重要貢獻。

養(yǎng)蜜蜂的村民

不受人類滋擾的自然保護區(qū)，成為各類自然資源的寶庫，盡管村民們不被許可直接取用，卻有辦法間接利用。

蜜蜂養(yǎng)殖即是一例。2003年，借助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資金支持，佛保局在大古坪村試點養(yǎng)蜂項目。佛保局為示范戶提供巢礎等實物生產資料，及一定的經濟補助，幫助村民發(fā)展本地蜂種中華土蜂的養(yǎng)殖。

大古坪保護站中展示的佛保局對大古坪村的幫扶，發(fā)放養(yǎng)蜂材料、中藥材樹苗、耕種地膜等。張一川 攝

臨近擁有1271種植物的佛坪保護區(qū)，中華土蜂從大古坪村飛出去，在保護區(qū)采粉釀制的“百花蜜”，擁有獨特的清香和風味。

現在，大古坪村幾乎家家戶戶都養(yǎng)殖中華土蜂，少則十幾箱，多則二百七十多箱，全村總計超過3000箱。年景好的時候，每箱蜂每年大約能產糖10-15斤，今年雨水多些，每箱只有5-8斤糖，大概能賣上四五百元。實際上，佛保局對大古坪村的扶助，另一方面也正是為了自然保護。佛保局高級工程師梁啟慧與何少文合著的一篇論文中寫道：“貧困是產生盜獵最直接的根源之一”。

通過蜜蜂養(yǎng)殖，村民們擁有了經濟來源，同時也在經濟利益的引導下，潛移默化地習得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在項目設計之初，佛保局即明確：近5年內有違反保護區(qū)管理規(guī)定的村民不予資助。而那些有“前科”的村民，看到其他村民逐漸走上致富之路，心里也是別有一番滋味。上述論文記錄：“由此，大家認識到干非法的事既提心吊膽，被舉報以后不但受到處罰，同時也失去許多發(fā)展機會，這樣太不值得。”

梁啟慧和何少文將這種管理思路稱為“通過管理社區(qū)村民來管理保護區(qū)的自然資源”，在這一“社區(qū)共管”思路下，佛保局還為村民提供耕地地膜，用以提高高海拔地區(qū)玉米的產量，以及山茱萸等中藥材株苗。

在村民自發(fā)修建通往山外的水泥路時，佛保局同樣投入了扶持資金。11.7公里長的公路，被劃成一小段一小段，分給每戶村民修筑，“一鋤鋤挖出來的”，村支書王小林說，“老百姓好多都修哭了。”2002年，公路通車，將大古坪村和大山外的世界連接起來，村民們再也不用只依靠這莽莽大山而生存。

2004年，佛坪保護區(qū)加入人與生物圈（MAB）網絡，按照相關要求，接近保護區(qū)核心區(qū)的三官廟小組從次年開始向外搬遷。“佛保局給每戶補償2.5萬元，要求當地政府配套補償1萬元。”何少文介紹。

而在近年的脫貧攻堅中，由于大古坪村不是佛保局的定點幫扶村莊，佛保局對村里的扶持力度有所下降，“說是錢都花在脫貧攻堅上去了。”王小林說。

村主任宋建軍覺得，大古坪村的村民為佛坪保護區(qū)做了那么多貢獻，也希望最好是由佛保局來幫助他們脫貧攻堅。“我們和保護區(qū)的關系，就像魚和水的關系。”

“秦嶺四寶”中羚牛最兇悍

由于對環(huán)境要求較高，大熊貓被稱為“傘護物種”，意思是說，當對自然環(huán)境的保護滿足了大熊貓的要求，自然能夠惠及其它更多對環(huán)境要求較低的物種。在佛坪保護區(qū)內，除了大熊貓，還有羚牛、金絲猴等珍稀動物棲息，今年3月，大古坪保護站員工甚至第一回在大古坪村拍攝到了朱鹮。

這四種動物又合稱“秦嶺四寶”。佛保局科研科科長何少文介紹，包括它們在內，佛坪保護區(qū)共有8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消失已久的豹子也露出了蹤跡，“但現在還沒確定是哪種豹”。

但大自然的“饋贈”，對村民們來說，卻并不一定都是好事。王小林和宋建軍介紹，近年有多位村民被來到村莊附近的羚牛沖撞傷害，有斷了鎖骨的，有腸子破損的，有兩位甚至是在村中街道上被羚牛所傷。

宋建軍展示他被羚牛撞傷病愈后的傷疤。張一川 攝

“羚牛不像大熊貓，你不惹它，它也會攻擊你。”宋建軍自己就曾被羚牛攻擊，在醫(yī)院住了近兩個月，現在腿上還能見到一條長長的猙獰的傷口。由于羚牛屬于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縣林業(yè)局從國家下撥的專項資金中支付了他的治療費用，“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補償了。”

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何少文兩次在佛坪保護區(qū)之外的公路旁拍到了野生大熊貓的身影，“這意味著大熊貓的棲息地又有擴散的趨勢。”

2017年，《大熊貓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獲批，探索將四川、陜西、甘肅三地的大熊貓保護地有機整合劃入國家公園，總面積達27134平方公里。在大熊貓國家公園體制下，更多的村莊或將與野生大熊貓“比鄰而居”，感受“國寶”鄰居帶來的甜蜜與煩惱。

“雖然國家大的政策把我們框住了，有時感覺制約了發(fā)展，”大古坪村村主任宋建軍代表村民說，“但我們這有大熊貓、有金絲猴、有羚牛、有林麝，我們心里其實一直是很驕傲的。”